本文摘要：守住我们的生命之源 “污染杀手”——质变性水耗在原本缺水的地域里，水源污染的加剧使可用的水愈加短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指出，自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

守住我们的生命之源 “污染杀手”——质变性水耗在原本缺水的地域里，水源污染的加剧使可用的水愈加短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指出，自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这些水污染事件在国人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浙江新安江由于苯酚泄漏事故影响下游数百万人用水安全；福建紫金矿业污水渗漏事故造成沿江鱼类大面积死亡和水质污染……记者从最新的《湖北水资源公报》中看到，去年该省中小河流全年期评价河长接近6500公里，有近3成遭受污染，26个湖泊中，有15个湖泊水质在三类水质以下，南太子湖等水质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使用功能。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是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然而，生活在此地的农民如今却时时因水发愁，因为沟渠塘堰几乎变成了垃圾场，住在附近臭气难闻。严重的水污染使这些生活在水边的人改变了千百年来直接从河中取水的习惯，改为喝自来水或到集镇上买水饮用。

湖北省洪湖市峰口镇二洪村的许明英谈起水就很气愤。她指着家门前的一条河说，过去这条河又宽又清凉，现在从上到下无数个水闸把河水隔成一段段死水，水面上漂满垃圾，水都变黑了，根本没法饮用、洗衣和灌溉。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卸市村村民孙宏志给记者做了个试验，用买来的桶装水泡茶，是浅绿色的，加入半杯井水后，茶水立刻变成深褐色。

他说：“用井水煮饭，米饭呈黄色；洗衣，衣服变暗变硬；洗澡，身上会起皮屑。”彭智敏感慨道，长江水质污染严重导致可用水匮乏，也就是“水质性缺水”。如不采取措施，就算满满的一江水，能用的却不多，能用的领域减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指出，目前中国有3.6亿人难寻安全饮用水。

“地下水超采杀手”——超前性水耗由于地表水质恶化、水源缺少，很多地方开始挖空心思，挖掘和享用子孙后代的水，形成一个个“漏斗区”。专家提醒，地下水超采严重，已越过了警戒线。山西省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5大盆地地下水均严重超采，浅层地下水已基本疏干，深层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2至30米不等，有的水井深度已超过1000米。全省有19个岩溶大泉，3个完全断流，2个基本断流，12个流量严重衰减。

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陶村20多年前打了一眼深100多米的机井。村民张军革说：“刚开始的时候，水还很大，现在水很小。

过去浇一亩地需要两个小时，现在要耗三四个小时。”属于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海盐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地面湖水普遍被污染，地下水深井开挖达到顶峰，全县地下水深井拥有量一度增至 130余口(包括企业自备井)。由于过度开采，地面沉降严重，沉降最严重处达到1.78米。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重视和督办下，至2010年12月底，海盐县132口地下水深井全部封存。

地下水长期超采，导致一些地区湖泊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向记者透露，目前全国地下水超采区400个，超采量达 228亿立方米，超采区面积近19万平方米。全国地面沉降面积已达6.4万平方公里，50多个城市地面沉降严重。仅长江三角洲以南地区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间接损失近3500亿元。

“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红线——水危机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中篇)半月谈记者 王永霞 沈翀 张道生直面水危机，如何扼住其“咽喉”？专家建议，亟待文化“软规则”与制度“硬规则”综合发力，软硬兼施，守住水安全三条红线。切中环境道德失范的文化“软肋”，让生态文明铸为全民意识“如果一个人拿把斧子无辜砍死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也会受到舆论谴责。

但是，如果有人拿把斧子无辜砍倒一棵树，或者污染、浪费了一池水，情况则完全不同。多数人会视若无睹，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对大自然的犯罪。”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这样类比环境道德失范行为。

在他看来，造成环境道德失范行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认为人是主宰万物的统治者，人与自然界是敌对、斗争的关系；二是在实践层面，在人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长期、大量存在人类对自然界非人生命体的贪欲与恶行，却没有受到道德舆论谴责。早在 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

”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一些地方官员的片面政绩观，更使水危机加剧。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益机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的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短期内扩大地方GDP。郑通汉说，这种以环境伦理道德失范、经济主体价值观迷失、全民节水意识淡薄等为主要特征的“软规则”缺失，是造成当前中国水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他呼吁，必须重塑人与水的关系，补上生态道德文化课，推进环境文化复兴，走自律式发展道路。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贵州省贵阳市狠抓生态道德文化建设，在全民中倡导生态伦理、生态良心、生态义务，努力使生态意识成为全民意识，把生态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全市生态文明志愿者达36万多人，10万公职人员承诺每年志愿服务不少于48小时。不以GDP论英雄，贵阳市重新制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政绩考评标准，激发了各级官员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权威人士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单位的生态环境状况，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其公民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高下。诊治涉水公共政策、机制的制度“硬伤”，健全水务管理和水权水价体制用制度学的观点来看，制度与文化，是对水危机的形成和治理最具根本影响的两大“规则”。

因此，除了运用“软规则”(意识、道德、价值观)击中造成水危机的文化“软肋”以外，还需要健全“硬规则”(体制、机制、政策)，疗治造成水危机的制度“硬伤”。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属于“大制度”范畴，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就是治道变革。

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首先要理顺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水务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江河湖库等水源地、农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规划、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节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保护协调机制更未形成。

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宪法行政法学教授周叶中认为，这种“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多龙治水”的水务管理体制破坏了水资源利用的自然循环，在水资源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信息不畅、协调不力、争权逐利、推责扯皮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必须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关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等。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还要建立水权制度体系，改革水价形成机制。郑通汉坦言，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配置水资源的核心制度，水权制度在我国许多流域并没有建成科学的体系，流域水权不明确，权属不清。

不仅如此，水权交易制度的环境没有形成，水权无法顺畅流动。前些年，当浙江省的东阳与义乌转让水权交易成功以后，有很多人对交易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与水权密切关联的水价，长期以来处于价格扭曲状态，不能合理调整水资源的供求关系，不能正确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价值。.blkComment p a:link{text-decoration:none}.blkComment p a:hover{text-decoration:underline}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margin-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上一页123下一页 微博推荐 | 今日微博热点（编辑：S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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